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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誌

李昌鈺:不管是為檢方或辯方作證,我只為證據說話

discuss pic 2014-11-27 17:03:45


辛普森殺妻案


一九九四年發生「辛普森殺妻案」震驚了全美,被公認為「世紀大審判」。當時,著名美式足球明星OJ.辛普森疑似涉入這個令人髮指的兇殺案件,也因為他的黑人身分,引起美國黑白種族之間的對立。

辛普森的辯護律師透過一個和我非常要好的法醫朋友聯繫上我, 「李博士,您之前參與過的案件令人印象深刻,您的專業能力更是無庸置疑。我手邊現在有一宗大案子要請您幫忙,如果您願意出馬,我們打贏的勝算就會非常高了!這個案子就是最近很熱門的OJ.辛普森案……」

「誰是OJ.辛普森?」我問。

「您不知道OJ.辛普森嗎?他是全美當紅的足球明星!現在因為涉嫌殺害前妻和她的男友而被捕,外邊新聞可是炒得沸沸揚揚,所有的美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情……」辯護律師訝異地說。

老實說,我平常忙到沒什麼時間看電視,所以對那些運動賽事、名人緋聞等,一概不知。

辯護律師接著又說:「我和辛普森談過,他堅稱沒有殺害那兩人,而且從他的證詞與手邊證據來看,我認為辛普森極有可能是無辜的。但洛杉磯警方現在急於將他定罪,所以蒐集了許多不利於辛普森的證據。為此,辛普森將不惜重金聘請全美最優秀的律師與專家,組成所謂的『Dream Team』(夢幻團隊),為他洗刷冤屈。他會全額負擔您到洛杉磯的來回頭等艙機票、五星級飯店住宿以及所有費用。」

當時因為紐海文大學鑑識科學系亟需教育經費,辛普森也同意設立更多獎學金,因此,在與州長報備之後,我便加入了辛普森的辯護律師團隊。

美國的司法審判採陪審團制,根據檢辯雙方在法庭上的陳述與辯論,陪審團再以投票表決方式,達成判決結果。

過程中,雙方除了列舉對自己有利的證據之外,還會聘請專家證人出庭作證;另外,也會透過交叉盤問的程序,質問對方的專家證人。通常律師會想盡辦法博取陪審團的好感,並且抨擊對方的律師團與專家證人,藉此降低證詞的可信度。

由 於這個案件備受矚目,警方承受著來自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,他們誓言一定要將辛普森定罪,也因此對辯方所請的每位專家證人展開身家背景調查,並且日夜跟蹤, 極盡所能地找出污點,迫使他們拒絕出庭作證,或是降低其證詞的可信度。我自然也不能倖免,當我決定參加辯方律師團的消息傳出之後,便察覺到有人二十四小時 跟蹤我。甚至連在臺灣的同事和長官都接到來自美國檢方的電話,表示因為我要申請一份政府單位的工作,需要進行背景調查作業。

我這一生做人端正、行事清白,檢方自然查不出任何可以誣衊我人格的地方。
此外,我也保持一貫立場,對於委託人,先將醜話說在前面:「身為科學家,我當專家證人有一個原則:無論是為檢方或辯方作證,我都只為證據說話,不會針對是否有罪下任何判斷;也就是說,如果證據對被告不利,身為被告的專家證人,在法庭上我依然會據實以告。

到了出庭那天,我步上證人席陳述調查結果,並且實地展示了幾項實驗,好幾位陪審員因為我當場示範血液的噴濺模式而驚呼連連。

到了交叉詰問時,檢察官先是不懷好意地對我笑了笑,接著拿出一支用在犯罪現場蒐證的尺,問道:「李博士,請問這是你的尺嗎?」

我看了看那把尺,上面印有我的名字與實驗室名稱,雖然覺得檢察官的問題很突兀,但我還是回答:「是的,這把尺是我的!」

「所以你都用這把尺檢視證物,是嗎?」檢察官接著問道。

「沒錯!」

「李博士,你知道你用來審視證物的這把尺,它的量測標準有誤差嗎?我們將你的這把尺送到國家標準局進行檢驗,並且又找了三位博 士,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再三確認,得到的結果是,這把尺比標準局的度量衡少了千分之一吋!也就是說,你之前所做的檢驗報告都有誤差!」檢察官得意洋洋地說。

乍聽之下,他這樣的指控等於是質疑我的專業,同時也讓我的報告出現疑點,但是我處變不驚,立刻反擊:「我報告裡的最小單位只列到小數點的後一位,也就是十分之一吋,從來也沒列到小數點的後三位,千分之一吋呀!何來誤差之有?」

我再補充道:「我實驗室裡的這些尺都是向一家American Lighting的公司採購的,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是要告這家公司違反國家標準局度量衡的話,就請直接去找他們!」

搶在檢察官問下一個問題之前,我又接著說道:「為了這把尺,你們花了納稅人這麼多錢、這麼多時間,Who gives it a shit!(誰鳥它呀!)」

話一說完,包括法官、陪審團以及現場旁聽的民眾都哄堂大笑,檢察官臉上一陣青一陣白,最後只好草草結束詰問。

隔天,全美各大媒體紛紛以「李博士的尺少了千分之一吋」為標題,大肆報導這段精采的交叉詰問過程,而我的尺也成為「熱門商品」,連參與此案的法官與律師們都開價一百美元,希望向我購買一把「李氏量尺」以茲紀念。

當時我也就順水推舟,在給他們一人一把尺的同時,請他們把一百元的支票捐給我服務的康州鑑識實驗室。

審判結束後,我陸陸續續收到來自全美各地的信件,有些人還附上支票,表明想要購買這把「李氏量尺」,算一算應該超過一萬五千封,後來太太也開玩笑地說:「當時如果好好經營這個事業,現在應該已經變成百萬富翁了!」

美國是一個崇尚民主但是非常兩極化的社會,根據調查,辛普森殺妻案審判進行時,全美有百分之八十的黑人相信辛普森無罪,但有百分之八十的白人認為他是有罪的。

由於我手邊的所有證據都無法證明辛普森的妻子是被他所殺害,所以法官與陪審團採納了我的證詞,將辛普森無罪釋放!

當時許多黑人都熱烈稱讚我,有些白人則批評我,但時間久了之後,無論是黑人或白人,他們都對我表現出尊敬的態度,因為無論我站在檢方或是辯方,我的證詞永遠是一致的,我只根據事實作陳述。

從事鑑識工作,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中立,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,絕對不能受任何黨派或是外來的壓力所影響。


福斯特謀殺案


一 九九三年七月二十日,白宮助理顧問文森.福斯特被人發現陳屍於華盛頓郊區的瑪西公園。身為白宮的高層幕僚長,福斯特的死亡引起外界諸多揣測,到底是自殺還 是他殺?是不是柯林頓謀害他的好友?背後的動機為何?……這種種問題若不盡快釐清,不但對當時剛入主白宮六個月的柯林頓政府造成巨大衝擊,更會在美國政壇 掀起一場後果無法預期的政治風暴。


兩年過去了,福斯特命案仍懸宕未決,充斥著許多疑點。一九九六年春天美國國會成立了一個超黨派的調查委 員會,負責該案的史塔檢察官與我聯繫,希望我抽空協助這樁命案的調查工作,並擔任首席鑑定專家。我正因為擔任OJ辛普森殺妻案辯方的專家證人,飽受媒體與 外界騷擾,使得許多原訂計畫無法如期完成,而且還遭到各界有心人士的惡意攻訐與抹黑,所以對於史塔檢察官的邀請,一開始沒有很大的興趣。不過,由於我與史 塔檢察官素不相識,談話結束前,我好奇地問他:「你為什麼會想到找我?」

史塔檢察官回答:「這個命案在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,牽扯層面廣泛,我需要一位有公信力的專家,能夠公正客觀地檢視所有的實體證據,並做出令各方信服的結論。



此時,我的決心開始動搖了。一直以來,我深感自己在美國求學、工作,曾受到許多人的幫忙,並沒有因為華人身分而遭受排擠,再加上身為新移民的我對國家的安定也有責任,所以最後接受了他的請託,參與命案的調查。

在重新檢視命案現場以及所有的證物,並且與其他幾位法醫博士、鑑識專家討論後,我們一致判定「文森.福斯特使用父親遺留下來的左輪手槍,自殺身亡」。

參與命案調查的這一年期間,我收到成千上萬封信件,以及難以計數的「問候」電話;共和黨希望我說出這樁命案是柯林頓幕後指使的證詞,民主黨則要求我背書,說明福斯特的死與柯林頓無關。

但是,為鑑識專家,我必須秉持著科學的精神,保持客觀的立場,實事求是,絕對不能受「政治」勢力所左右,雖然我在共和黨與民主黨都有許多交情匪淺的好友,在偵查案件時,一定不會讓這些「人情」牽扯其中。

這 些飽受矚目的案件,由於涉案人特殊的身分背景,辦案人員在偵查過程中往往會受到許多外力的干擾,例如政治力量的介入,或是媒體輿論的過度評論、社會人士的 立場分歧,這時我們要更客觀、仔細地審視各項證據,絕對不能因為某個黨派或特殊利益團體暗中施壓、國會議員的過度關心,或是社會輿論的壓力,而產生先入為 主的觀念,對某些特定證據視而不見,誤導了辦案的方向。


人生無常,知足常樂

一九九六年,我應國際失蹤人口組織的邀請,前往科索沃地區。

九○年代中期,這裡曾爆發歷時三年半的內戰,在這段期間,約有三萬人死亡、失蹤,由於戰亂,屍體散落各處、殘缺不全,導致家屬無法辨認,成千上萬的死者靈魂也難以安息。
因此,聯合國在當地成立國際失蹤人員委員會,請我協助遺體DNA的鑑識工作。

當我抵達科索沃地區,發現那是一個個萬人塚,叛軍殺了全城人民,故意將屍體和手榴彈、地雷全部都埋在一起。因為沒有人知道危險,當工作人員把屍體挖出來的同時,可能也會誤觸地雷而導致可怕的大爆炸!

現場有好幾隊工作人員同時進行挖掘與搜救的工作,那幾天我們常常工作進行到一半時,就聽到不遠處傳來零零星星的地雷爆炸聲;晚上回去休息時,也會耳聞哪一隊的成員因為誤踩地雷而因公殉職的消息。

在這樣充滿危險與不確定的環境裡工作,每個人都是神經緊繃、壓力大到不行。
某天,美國紐約的首席法醫也加入了我們的鑑識工作行列,他是個重達兩百八十磅,有著啤酒大肚的彪形大漢,也是我的多年好友;他曾經跟別人說,他這一生只相信我一個人,如有必要,他願意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我。

可是當我這位法醫好友看到這裡到處都埋著地雷時,他的臉瞬間轉為蒼白、毫無血色,不安地在現場走來走去,一面說:「大家小心地雷,李博士是現場之王,大家聽他指揮挖掘。」使得其他工作人員的心情也大受影響,大家的情緒緊繃,似乎已到了即將崩潰的臨界點……

我觀察到情況不對勁,趕忙把他叫過來說:「你不要走來走去,這樣子很危險,趕快在旁邊找個地方坐一下。」

他 聽了之後,就馬上原地坐下來。過一會兒,我又要他挪開身子,坐到另一旁去,然後在他原先坐的地方,開始敲敲打打,進行挖掘工作。沒多久,我又請他移到別的 地方,再繼續挖掘他原本坐的地方,就這樣重複幾次之後,他忍不住問我在做什麼,而其他人聽他這麼一問也紛紛停下來,想知道我的葫蘆裡賣什麼膏藥。
我看了看他,用一種半開玩笑的語氣說:「一個兩百八十磅重的人坐過的地方沒有引爆,肯定底下沒有地雷,所以我只要挖他坐過的地方就安全啦!」

大家聽了哄然大笑,就這樣,緊張的情緒一時之間消除了大半。

這數十年來,從警期間、金門服役到擔任第一線的外勤及現場鑑定,我在工作中幾乎每天都與死亡為伍,目睹了各式各樣的死亡:有的是在戰場上戰死、有的則是被槍殺;有的上吊、有的溺水、有的被燒死、有的中毒,也有些是意外死亡,或者是自殺。

死亡一直是令人害怕、充滿禁忌的話題,很多人問我,對於死亡的看法是什麼?會不會害怕死亡?

坦白說,我並不覺得死亡有什麼恐怖。人終究難免一死,不管你是千萬富翁或者總統、平民,我始終覺得「生死有命」,一切自有定數。

人生無常,我常常會想,人匆匆來到這世界上終究是為了什麼?許多人為了利益,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去做違背良心的事情;有些人眼中只有金錢,甘願做錢的奴隸;有些人則是為了權勢、名氣,整天絞盡腦汁,與人明爭暗鬥。與死亡相比,金錢、名利、地位,顯得一點都不重要。

「知足常樂」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,我們來到世上的時候,什麼東西也沒帶來,若是有朝一日離開人世,我們比出生時對這個世界多了一些貢獻與幫助,這樣的一生也就值得了。在生活中,如果我們能夠凡事知足,多想想自己可以為他人、為社會做些什麼,人生會過得更有意義。

〈本文選自>> 化不可能為可能:李昌鈺的鑑識人生,曾琳之 整理〉

作者:李昌鈺博士Dr. Henry Lee
一九三八年生於江蘇省如皋縣,中央警官學校二十四期畢業,紐約大學分子化學博士。
曾擔任紐海文大學刑事科學系系主任、终身教授、康乃狄克州警政廳刑事科學實驗室主任、康州警政廳廳長,是第一位出任美國州級警政首長的華裔人士。
李博士從事鑑識工作已超過半個世紀,參與過全球五十九個國家、八千多件刑案,著書四十本、研究論文三百篇,獲頒無數勳章、獎章以及二十多個榮譽博士,是全世界最具權威的鑑識專家,也是「華人之光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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